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孟婧 谢宁
“通过小人物，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历史，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资料图片)
4月中旬，知名作家马伯庸走上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为读者带来演讲《历史中的大与小》，分享他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小人物蛛丝马迹的心得，并接受媒体采访。
马伯庸，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被评价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其代表作包括《长安的荔枝》《大医》《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等。
找到小人物与大历史间的桥梁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一个微小的细节，往往能够转动历史的巨轮。马伯庸致力从历史长河中的小事入手，挖掘历史之大、洞察人性之真，用小视角看大历史，抵达意想不到的历史深处。】
记者：《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古董局中局》《长安的荔枝》这些作品里，尽管时代不同，但被推到故事舞台中央的都是小人物，为什么要让小人物当主角，是因为创作空间更自由吗？
马伯庸：写帝王将相的作品太多了，有不少作品写得也非常好，轮不着我来锦上添花。作为现代人，我们更关心个体的价值、个人的追求，以及普通人在大时代存在的意义。这些时代精神，让我们和历史里的小人物有共同的感受，这是我所认知的历史上小人物所具备的现实意义。当然也有你所说的，小人物的创作空间会更大一些。
记者：你在创作中是如何在小人物和大历史间架起桥梁的？
马伯庸：第一个层面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去找到这些小人物的蛛丝马迹。比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里，有2000多年前家书。一家三兄弟，老二“黑夫”与老三“惊”出门打仗，他们给家里的大哥“衷”写信，问候母亲，希望家人给他们捎钱来。这样的家书，有着今天我们也一样都有的感受、情绪和体验。后面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衷”把信收入墓中，足以说明这是他无论生死都无法舍弃的东西。“一将功成万骨枯”，可能我们还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但这三兄弟的书信，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这个家庭可能是“一将功成两骨枯”。睡虎地秦简里的家书，就是非常难得的普通人在大历史里的印迹。它说明了在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里，普通的一家老小的生存状态，是历史上很具体、很细小又很真实的点。
另外一个层面是可以从人性的角度、从情绪的角度去理解历史。敦煌文书中，有被涂抹修改的手抄《兰亭集序》。从这个手抄版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文化对边地的辐射和影响。从涂抹的痕迹，我们也可以想见抄写人在写错字时的懊恼和气愤，就跟我们答卷子写错了一样。我在敦煌的经卷背面看到过抄经人画的小人儿，跟我们当年在课堂上开小差画的一样，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抄经人有点无聊……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我可以感受到他画小人儿时的情绪。
我曾经为小朋友们讲过唐代高僧玄奘的故事。面对小朋友，我讲了玄奘从天竺归来后，58岁回到故乡，与唯一还健在的姐姐团聚痛哭，并为父母扫墓的故事。作为一代高僧，玄奘在佛法上的追求修为少有人能企及，普通人对他是仰望的。但作为人，他与亲人的关系、对父母的依恋，却是能与我们在千年后共情的，这是现在的我们理解他的渠道。
这些典籍、文物记载背后所隐藏的情绪、情感，是重要的路径，如果你能理解，很多小人物或者大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就能从历史烟尘里浮现出来。
历史的细节就藏在小人物的情绪里。这种情绪能跨越时光，引起我们的共鸣。当我们读懂这些细节、读懂细节背后的人性和背后的原因之后，回过头带着温度看历史大事，就会看得更透，更好地把握历史从哪里来，向何而去。无数个历史中的“小”汇聚在一起，才能产生和呈现历史之“大”。
执着于小人物源于人民史观
【发掘深藏于故纸堆中的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于历史场景里复活它们。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等，展现出一幅幅极其鲜活的人间图景。】
记者：你的作品执着于小人物，是想通过这些小人物告诉读者什么呢？
马伯庸：我想告诉读者，每一个小人物单个都无足轻重，但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产生了同一种想法，产生了同一种诉求，产生了同一种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和诉求的合力就会形成所谓的历史趋势、时代大潮。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价值。
我一直坚持人民史观，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形成历史潮流奔涌。我写这些在史书中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就是为了能够告诉读者，他们曾经也发出过呐喊，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记者：怎么样让小人物在你的作品里真实存活于历史之中？
马伯庸：我的方法是用足量的细节还原风貌，这就是做大量的调研工作。
比如《两京十五日》说的是明代故事，明代人怎么花钱？
可不是一些小说里写的，大侠拿出十两银子扔给掌柜就走了。花钱的流程非常的复杂：你要拿出银子给店家，店家要先拿秤称一下，用剪子剪下应付的银两，再称一下，剩下的银子还给你。你花的钱越多，剩下的银子越碎。一大堆散碎银两，你得去找银铺子把它重新铸成银锭，过程涉及到贬值、成色、真假等问题。小说肯定不是全部写下这些过程，但花钱的细节放进情节里，让人物有当时的生活痕迹。
写历史小说，虚构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符合历史逻辑。比如明清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经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种社会规则之下，你要写一个女性出来抛头露面，就要给她想出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
我个人的创作体会，还原历史风貌，案头工作和考察采风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个苦功夫，也忽略不掉。
记者：你写了三国、唐、明等多个历史时期，你自己更喜欢哪一段历史？
马伯庸：我没有特别偏爱哪个朝代，每一个朝代我喜爱的点不一样。比如说唐代，我会偏爱它的多元化，有国际化的视野。对明代我会关注，它恰好处在中国传统王朝走向巅峰的前期，同时又开始和西方发生频繁接触，明代呈现出了足够多的复杂性，包括明代的市井文化，市民阶层出现了。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让人喜欢的特点，也有让人觉得讨厌的地方，这种复杂性才是最美的。
我在历史缝隙中既加入自己的想象，同时又能够把历史这些节点串联起来，我觉得是件完美的事。我最喜欢的读者反应是，读者看完小说之后回去查真实历史，然后说“你这个和历史对得上”。
记者：读者评价你的小说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你认为在历史小说创作中自由想像与历史真实是什么样的关系？
马伯庸：我觉得这两方面并行不悖，并不矛盾。作者一定要在足够深厚的调研基础之上，才能够在历史里开脑洞，想像出这个故事怎么写。因为历史和别的不一样，历史是真实的。既然叫历史故事，它一定是依托于历史，你不可能去完全摆脱历史，架空想像。
我曾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馆，看到发掘出土的竹简居然将王宫里两棵枣树每年产多少颗枣记录在册，精确到个位数。这是南越国人特别闲吗？
后来我去查了资料，原来南越国国王赵佗是北方的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他的家乡特产就是枣。赵佗是一个特别高寿的人，活到了102岁，从秦始皇时代活到了汉武帝时代。因政局之变，赵佗有生之年没有再回故乡，和他一起从北方来的将士也都先他而去。我们可以想像，竹简上记录的枣树很可能就是赵佗命人从北方移植过来的，数着树上珍贵的枣子，寄托他对家乡的思念。
记者：你特别高产，听说《长安的荔枝》你是花了11天就写完了。你平常的创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马伯庸：《长安的荔枝》的创作历程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我难得地进入了一种叫“心流”的状态，整个人废寝忘食，什么都不管，一口气11天把它写完。但是你说是11天写完的也对，说是11年写完的也对。因为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是花了十几年时间，当然不是有意识的，我会日常去关注唐代的生活史、法律史、财政史。我会去广东了解荔枝的生长，去湖南、湖北观察当地的山川地势，日常资料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写作就水到渠成，厚积薄发。
更享受单打独斗当作家
【社会规则会变、科学技术会变、朝代也会变迁，但是人性不会变。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历史，就能找到和我们现在的共鸣。希望每部作品的创作，都会是一个新的题材、新的领域、新的模式。】
记者：你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你自己也做过编剧。作家和编剧，你更喜欢哪一个？
马伯庸：当作家是个人作战，当编剧是团队作战，编剧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导演、演员，还有拍摄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集体工程。我当过一次编剧就可以了，体验过了。还是单打独斗比较舒服一点。
记者：你的作品被频繁改编成影视剧，也都有很不错的收视率。你认为影视圈为何青睐你的作品？
马伯庸：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我创作所挑选的角度，我挑选的角度一般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制作”，或者说是大人物。我的作品里主角是小人物，对影视剧改编和创作来说，演绎起来会更加地自由一些。另外一方面，我创作中关心细节，在小说里面我会加入大量的当时的风土人情，这些衣食住行上的细节，对小说来说是一种质感的保证。对于影视剧来说，它可能就提供出一个完整的图像。因为很多小说有人物关系、有故事情节，读者看书时觉得好看，但影视剧创作的镜头却无法描述出小说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所处的场景。我喜欢把很多的细节都写清楚，影视剧改编创作时就比较清晰，也能够用镜头呈现。
记者：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对作家来说是一件值得很欣喜的事，同时可能也会成为一种束缚。你在写作中会不自觉地进入某一种写作模式吗？
马伯庸：我创作每一部作品都会有意识地脱离自己的舒适圈，去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说我写完《长安十二时辰》，就转到非虚构领域，写了《显微镜下的大明》；写完《两京十五日》，接着去写《大医》。《大医》是我此前没有写过的长时间跨度的作品，也是我从未涉及的医疗题材。我目前感觉题材写不完，如果写不下去了，我就不写了，去跑步。我希望每部作品的创作，都会是一个新的题材、新的领域、新的模式，尽量不让自己陷入到舒适圈里面去。模仿别人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但肯定不能重复自己。
